军衔，是军队的一种等级标志，也是军人荣誉与责任的象征。将军军衔，更是所有军人向往和追求的至高荣誉。1955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之时，军队绝大多数干部都能正确对待，接受组织上评定的军衔，当然也有个别同志不够冷静，和这个比，和那个争，闹得不愉快。对此，毛泽东曾风趣地批评说：“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授衔时。”然而，在众多授衔将军中，却有3位将军心甘情愿，主动让衔、降衔，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崇高的精神境界。 “大将军衔，受之有愧。”

徐海东，湖北黄陂人，曾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34团任代理排长，参加了北伐战争和黄麻起义。历任黄陂县区农民自卫军队长，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区委书记、赤卫队大队长，红四方面军团长、师长，红25军、红28军军长，红15军团军团长，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，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等职。建国后，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。

1955年，徐海东被评定为大将军衔。论战功，他身经百战，有“中国的夏伯阳”、“徐老虎”之称，全身20余处战伤，九死一生。他负伤最重的一次，是在长征途中的庾家河战斗中，一颗子弹从其左眼下钻入，从颈后穿出，喉咙被淤血堵住，呼吸困难，生命垂危。紧急关头，护士周少兰（后为徐海东妻子）伏下身子，一口一口将其喉咙里的淤血吸出，并昼夜寸步不离地悉心照顾。在昏迷4天4夜后，他奇迹般活了过来。十年内战中，国民党用飞机撒传单，上写“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者，当赏大洋10万！”他率领的红25军，从大别山打到陕甘高原，是第一支完成长征的红军队伍，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，“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”。论贡献，他率领红25军先锋北上，巩固了陕北根据地，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北，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建立了不朽功勋；特别是在关键时刻，从红25军仅有的7000元大洋中拿出5000元交给党中央，帮助中央红军渡过到达陕北后最艰难的第一个冬天，毛泽东称赞他是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”、“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”。授予他大将，按理说受之无愧。但是，当时正在大连养病的徐海东听到后，心中十分不安，觉得自己在出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后不久就病倒了，1940年以后几乎是在担架和病床上度过的，养病的时间多于战斗的时间，“大将军衔，受之有愧。”于是托人捎信给毛泽东，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，希望能将大将军衔让给别人。1955年10月，周恩来总理到大连看望徐海东，徐海东还向总理提出：我长期养病，为党工作太少了，党授予我大将军衔太高，受之有愧。周总理一向钟爱这位窑工出身的虎将，紧紧握着徐海东的手说：“海东同志，你不要让了，授你大将军衔，是根据你对革命所做的贡献决定的。依我看，不高，也不低，恰当！”

“降衔申请”和“降级报告”

许光达，湖南长沙人。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，1927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，任排长、代理连长，红6军参谋长，17师政治委员、师长，红3军团长、师长等职。1932年赴苏联学习，1937年回国，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、教育长、第3分校董事长，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，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，第1野战军2兵团军长，第2兵团司令员。建国后任装甲兵司令员，国防部副部长。

1955年授衔时，周恩来通知许光达将被评为大将，许光达没有同意。他觉得“自己1925年参加革命，战绩平平。1932年至1937年，在苏联疗伤学习，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。……自苏联返国后，有几年在后方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，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？”周恩来又让贺龙做许光达的思想工作，许光达还是不同意，说：“毛主席、中央军委对我的信任，我衷心感谢。但与其他几位大将比，无论德、才、资、功，均不如他们。我请求贺总把我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，改授我上将军衔。”后许光达又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信，要求只评上将，在他亲笔所写的“降衔申请”中，有这样一段：“为了心安，为了公正，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。现在我诚恳、慎重地向主席、各位副主席申请：授我上将衔。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。”但中央军委并没有同意许光达的降衔请求。许光达为此内心十分不安，于是再次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份“降级报告”，请求将自己的行政级别由大将的四级降为上将的五级。后经军委反复研究，终于同意了许光达的请求。就这样，在10位大将中，其他9位都是行政四级，唯独许光达是行政五级。许光达主动让衔降级之举，令毛泽东感慨万分。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作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讲话时，毛泽东赞扬许光达让衔一事：“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级别降低的人，他就是许光达同志，这是一面镜子，一面共产党员毫不为已、不谋私利的镜子！他将始终成为我党、我军上下一面很好的镜子！”“五百年前，大将徐达，二度平西，智勇冠中州；五百年后，大将许光达，几番让衔，英名天下扬。”毛泽东的这番话，是对许光达高风亮节的最高评价。

“为大家做出好样子”

徐立清，安徽金寨人，1929年参加红军。历任红1军第32师经理处书记，红4军第11师政治部组织干事、科长、团政治处主任、师政治部主任，红4军政治部主任、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、政治委员，八路军129师骑兵团政治处主任，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，西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兼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。建国后任总干部部副部长、总政治部副主任，济南军区、成都军区政治委员。

1955年，在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，副部长徐立清主持授衔工作。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自已时，主动将自己的名字调到中将之列。名单到了罗荣桓手里，他当即找来徐立清谈话，并将徐立清的名字又恢复到了上将名单中。之后，徐立清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写信，表示：“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，应该严格要求自己，为大家做出好样子。要不然，我就不好要求别人了。论德、才、资、功，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。”罗荣桓随即把这个意见向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作了汇报，事情后来又被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，他们又分别找徐立清谈话，但徐立清坚持自己的想法。最后，他们同意了徐立清的意愿，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。事后，周总理感慨地说：“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，我说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，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。”毛主席了解情况后说：“不简单哪，金钱、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！”

徐海东、许光达、徐立清三位革命前辈，论资历、战功和地位，不能说不显赫、不显要，但在荣誉名利面前，他们却如此从容和大度，为我们树起了一座丰碑，永远是我们后人鉴查自身的一面明镜。